비평(批評)과 창작담(創作談)의 경계에서 바라본 정령(丁玲)의 방향전환

다국어 초록 (Multilingual Abstract)

這篇文章將對于丁玲的初期小說的評論界的批評和作者自己的創作談爲中心, 考察了丁玲的向左轉的內的契機及外的要因. 爲此, 筆者察看了左翼文壇的批評及對此的丁玲的反應, 同時也察看了對于初期小說, 特別地莎菲形象的評價的轉變. 發表<最後一頁>(≪在黑暗中≫的後記, 1928年九月發表)和<作者記>(≪一個人的誕生≫的序文, 1931年三月發表)的時候, ?對于批評態度非常感到不滿和失望, 說: “我也不再希望那些批評者來向我唱過分的, 不切實的贊歌, 也不再希望那些爲貪圖換一兩張書券而寫出的一些含混的, 不負責的攻?”, “雖說當≪在黑暗中≫剛剛出版的時候, 頗有一些人提到, 可是大多道是一些不負責的輕描淡寫, 什?天才什?大膽什?細致……這沒有?着中心, 沒有給讀者一種正確的認識, 和給作者有益的幇助.”
可是, 當錢杏邨所寫的<丁玲>(1931年8月載于≪現代中國女詩人與散文家≫)和<丁玲論>(1931年8月載于≪文藝新聞≫)以及馮雪峰所寫的<關于新的小說的誕生>(1932年1月載于≪北斗≫)發表了的時候, 丁玲對于這些文章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錢杏邨對于丁玲所創作的女性形象批評了“具有濃重的`世紀末`的病態的氣分的所謂`近代女子`”, 而且“作者不曾指出社會何以如此的黑暗, 生活何以這樣的乏味, 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 而說明社會的痼疾的起源來.” 馮雪峰也對于丁玲小說里的女性形象批評了: “丁玲在寫<夢珂>, 寫<莎菲女士的日記>, 以及寫<阿毛姑娘>的時候, 誰都明白?乃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産階級頹廢的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 而“(這些作品)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離社會的, 絶望的,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的傾向.” 這兩個人嚴酷地批評了丁玲的初期小說, 可是對于<韋護>, <一九三○年春上海>, <田家沖>等作品肯定地評價了: “(<韋護>)就是已經有一條朦朧的出路”,而“(<水>是)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
丁玲對于這兩個人的批評積極地解釋或承認自己的界限, 在<我的創作經驗>(1932年12月載于≪中華日報·文化批判≫)里說: “不過在那時候, 所觀察和經歷, 依着我的環境, 是?有限的, 我只是集中知識階級中, 所以對于大衆的生活, 是沒有經驗, 同時我當初也幷不是站着批判的觀點寫出來, 只是內心有一個沖動, 一種欲望, 想寫出?樣一篇東西而已.” 而且在<我的創作生活>(1933年6月載于≪創作的經驗≫)里, 承認了?的≪在黑暗中≫是 “因爲那時是一個?牢騷的人, 所以≪在黑暗中≫, 不覺的也染上一層感傷”, “是領有着一個?壞的傾向的.”
錢杏邨和馮雪峰將丁玲作品分爲兩段來批評的態度, 以及丁玲對于兩個人的評論的積極解釋和承認的態度都是和那時左聯的需要具有着密切的關聯, 就是說,在那時左聯的機關刊物都被國民黨査禁了的情況下, 黨中央要求了丁玲擔當≪北斗≫的主編. 同時左翼文壇具有必要將丁玲培養, 牽引爲左翼文壇的代表作家. 這樣來, 丁玲抛棄了?創作初期的問題意識, 卽對于女性性, 女性意識, 女性話語的關心, 而走向了政治和革命的男性敍事.